有容乃大上句式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

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将同性恋当成罪,从风流名士敢于公然炫耀自己的龙阳之癖,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的宽容。……神判定,中国社会则从未有过类似的观念与立法。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”;传统中国也从未发生过对同性恋者的迫害。当欧洲人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时,并明确提出“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,我们都知道,

明清时期的名士还视男风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,如晚明文人张岱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自谓: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。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、书蠹诗魔。”坦然将“好娈童”列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。清代的郑板桥也在《板桥自叙》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:“余好色,尤喜余桃口齿、椒风弄儿之戏。”完全没有“出柜”的心理压力。

西汉是同性恋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段,因为刘氏皇室似乎有着遗传性的同性恋取向,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,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,如高祖有籍孺,惠帝有闳孺,文帝有邓通,景帝有周仁,昭帝有金赏,武帝有韩嫣、韩说、李延年,宣帝有张彭祖,元帝有弘慕,成帝有张放,哀帝有董贤……

唐宋时同性恋风气略有收敛,但晚明以降男风又复炽,据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,“宋人道学,此风亦少衰止,今复稍雄张矣,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。”自武宗朝之后,明代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,以狎优伶、养娈童、玩男妓为时髦生活,群起效尤。时人谢肇淛说:“衣冠格于文网,龙阳之禁宽于狭邪;士庶困于阿堵,断袖之费杀于缠头;河东之吼,每末减于敝轩;桑中之约,遂难偕于倚玉。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。”意思是说,男人狎男人,法无禁止,比嫖娼便宜,妻子对此又不吃醋,所以男风便流行起来了。

但南宋时,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,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说:“吴俗此风(男娼)尤甚。新门外乃其巢穴,皆敷脂粉,盛装饰,善针指,呼谓亦如妇人,比比求合。……败坏风俗,莫此为甚。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。”另外,我们也需要注意:“禁男娼”跟“禁同性恋”并非同一回事,正如“找小姐”跟“男女恋爱”不可相提并论。

检索中国历代立法,可以发现古代政府对同性恋行为的干预非常有限。北宋时,京城等地出现了出卖男色的行当,“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,至于男子举体自贷,进退怡然,遂成蜂窠”。但宋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对这一色情业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时人说:“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,用以图衣食,盖未尝正名禁止。政和间始立法,告捕男子为娼,杖一百,告者赏钱五十贯。”政和年间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。

到了魏晋六朝时期,士林放浪,男风从皇室蔓延至整个士大夫阶层。《宋书·五行志》载:“自咸宁、太康(公元3世纪)以后,男风大兴,炽于女色,士大夫莫不尚之,天下咸相仿效,贵胄孤寡女眷尤甚,或是至夫妇离绝,怨旷妒忌者。”南朝士大夫为了同性之恋,不惜与妻子离婚。

到了明朝嘉靖年间,明政府才在《大明例附解·附录》中规定:“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,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,杖一百。”但这

不论中西,史料对同性恋的记载,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——决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。在古希腊神话中,众神之王宙斯不但与姐姐赫拉有不伦之恋,还化为雄鹰,将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掳到奥林匹斯山欢爱。而同时期的中国先秦时代,也诞生了“龙阳之好”、“分桃之爱”等脍炙人口的同性恋故事。

——你可以说这些明清时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荡,换一个立场,也可以说他们生活糜乱。

有容乃大上句式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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